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不仅解决民事家庭纠纷

随着离婚率增高,法院受理的离婚案逐年增多,大部分涉及子女抚养。近年各级法院推进家事审判改革,有一定成效。但传统家事案件审判理念如“重夫妻财产分割、轻离婚子女抚养”“重当事人举证、轻依职权调查”,依然主导司法实践。未能有效保护处于心理、生理成长期的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及合法权益。本文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视角,建议家事审判中离婚诉讼真正确立“子女最佳利益原则”;设立“调查官”或引入“第三方机构”调查走访,全面、准确了解离婚家庭子女抚养情况,做出调查报告;适当进行“离婚父母教育”,转变理念,提高抚养能力;保障不直接抚养孩子一方的探望权。确保离婚案件抚养权的归属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使受困的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离婚后依然享受父母关爱,心灵充满阳光。

记者昨日从北京高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了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北京高院在全市少年法庭开展社会观护百例试点工作,在涉未成年人家事审判中建立起一套社会观护工作机制和70人的观护员队伍。2016年至今,全市已有18家法院在141件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中开展社会观护工作,审结的120件案件中调撤率达53.1%。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抚养权;家事调查;父母离婚教育;探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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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婚诉讼子女抚养权归属现状。

今年60岁的退休检察官余海燕就是70名观护员中的一位。“看到太多的痛苦,然后就会有一种责任。”余海燕这样总结自己所投入的工作。“成人间的健康关系对孩子成长很重要”

1.重夫妻财产权益、轻子女抚养事宜

余海燕在海淀检察院未检部门做了十几年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被害预防工作。退休后,余海燕常常以“特殊身份”参与法院庭审。这个身份就是法院委托的“社会观护员”。

笔者从事了30多年家事案件代理工作。绝大多数离婚案件的主要审理内容为财产,数次开庭调查审理的往往是房屋价值与归属、股票存款的数额与分割等等。而子女抚养问题在法庭往往一带而过,法官仅凭简单的书证定案,有的甚至没有证据,仅依据双方在法庭的陈述就形成法官的自由心证,定案判决。

余海燕的职责,是在抚养、探望、监护权等家事案件中,对涉诉未成年人的背景进行调查,对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情况及时干预,同时参与案件调解,回访考察生效裁判文书执行,以协助法院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囿于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

余海燕在分享自己的观护工作经验时,眼含热泪,数度哽咽。余海燕说,社会观护工作给她带来的最特别的感受就是“痛,心很痛”。因为她见过太多支离破碎的家庭,互相伤害的夫妻,以及无辜受到牵连的孩子。“看到太多的痛苦,然后,就会有一种责任。”
余海燕说。

修改已17载的婚姻法第三十六条以及实施已2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确立的离婚子女抚养原则及规定,曾经为统一法院裁判尺度、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做出过贡献。然而岁月如梭,沧海桑田,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我国九十年代初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后,原来的法律、司法解释在真正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及身心健康方面的活力及适应力正在减退。

曾经有一对离婚的夫妻,孩子被判给了女方。男方在对孩子行使探望权的过程中,因认为女方照顾不好,竟将孩子带走。此后,男方更将女方告上法院,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在这起案件中,余海燕便是作为一名社会观护员介入到这段已经破碎的关系中。

3.令笔者感慨的三个实证案例

反复倾听双方的诉求,多次深入男方和女方的家庭进行家访,了解孩子的抚养环境,余海燕做了太多的工作。“男方不让见孩子,为了给男方做工作,我们做了很多的铺垫,确实很艰苦。”余海燕告诉记者,她已经没办法用次数来计算跟男方以及男方的家长进行过的沟通,微信、电话、面谈,所有的方式都使用过,包括如何表述每一句话对方更能接受,余海燕都是经过字斟句酌的。

案例一:男女双方奉子成婚,女方视儿子为私产,不让男方沾手儿子任何事务,只需男方出钱。婚后没几年双方感情不合分居,女方一直阻拦男方探望儿子。且常因儿子在学校与同学的争执而与老师交涉,一旦与老师言语不合就让儿子换学校,小学换了四五所,初中亦然,最后孩子没有正常的国内小学、初中毕业文凭。2013年双方正式离婚,孩子判给女方抚养。男方每月给付高额抚养费却依然无法探望儿子,于是诉讼要求变更抚养关系。法院很负责,找了第三方人员作为观护人员上门观望孩子生活状况,但母亲与儿子排练好说辞,还特意在客厅放上父亲照片。观护人员第二次要求上门时遭拒。法院还是将孩子判归女方抚养。不久儿子作为原告将父亲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自己到美国读高中四年的学费、生活费200多万。几乎有十年未与儿子单独接触,且对儿子申请出国留学情况毫不知晓的父亲当然不能轻易同意。儿子在法庭对着父亲虎视眈眈,视如仇敌。面对如此性情的孩子,笔者内心很是感慨,是谁毁了这个孩子,使他如此仇视亲人?法院对抚养权归属的判决究竟对不对?

经过深入沟通和家访,余海燕了解到,女方平日里工作比较忙,其父母也很难帮她照顾小孩,反而男方家庭从其父母的生活情况和个人意愿更能照顾好孩子的日常。余海燕在中间穿针引线,最终男女双方间的关系从互相仇视缓和到可以面对面坐下来理性对话。

案例二:年轻夫妇草率结婚,不久生育两个儿子。男方婚后不上班,还涉嫌吸毒,对妻子拳脚相向。女方逃离家门后,男方不让女方看望儿子,还不许孩子的爷爷奶奶用孩子母亲送来的物品。一旦在幼儿园碰到偷偷看望孩子的妻子,男子当着孩子的面挥拳就打。试想一下,长期生活在粗暴、蛮横,常常动手打人的父亲身边,又被强行与母亲隔开,两个年幼的孩子会是怎样的个性?无安全感,骨子里对人的不信任及隐藏的暴力倾向……二次诉讼后,女方终于摆脱婚姻桎梏,孩子判归一人一个抚养,但女方至今未能见到抚养权归自己的儿子……

案子最终调解了:抚养权仍在女方手中,但孩子实际跟随男方生活,女方可以去探视,相当于双方共同抚养。后来,这对离婚夫妻的关系变得很和谐,甚至常一起带着孩子出去玩。余海燕说,在涉未成年人的家事案件中,相对健康的成人关系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尤为重要。“老辈儿人别介入孩子婚姻”

案例三:一对青年夫妇均为公务员。女方生育孩子后,单位欲派其去国外学习,男方及婆婆认为这是女方不尽妇道不管孩子,坚决反对,单位取消安排。之后双方感情无好转,女方起诉离婚。婆婆凭着儿子写的借条等,起诉债务,要求儿子媳妇归还双方结婚买房时的出资。官司持续期间,女方看不到孩子。孩子偶尔被保姆偷偷带出来,看到母亲就抱着妈妈的脖子不肯松手……单位再次派遣女方出国学习,男方及其母亲数次到女方单位吵闹,甚至带着两三岁孩子前往。离婚案开庭结束后,男方母亲毫无缘由在法庭大骂媳妇。结果孩子依然判给父亲抚养,孩子要生活在如此不尊重女性的父亲及粗鲁无理性的奶奶身边,以后将会是怎样的性情与个性?其身心健康令人堪忧。

以社会观护员的身份介入到家事纠纷中时,余海燕通常会先给隔辈儿的老人做工作。因为她发现,凡是有老人参与的家庭关系,通常都会复杂很多。如果不先安抚好老人,他们大概率会对离异夫妻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必须先让老人分离出去,让两个年轻的父母亲直面问题,这个时候关系就简单多了。”

上述三个案例,裁判法官遵循的是发布于1993年11月3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第3条“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

谈及此,余海燕也给出了一个忠告:从实践来看,夫妻之间的婚姻问题无论如何父母都不要介入,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凡是父母介入的都会加大难度,甚至起到一种破坏作用。

表面看,法院判决没有问题,依据的是现状维持原则。细究一下,法官消极居中裁判,不主动调查干预的当事人主义导致法院处于相对被动境地,无法发挥自身作为司法主体适度干预的力量。家事纠纷特有的人身关系依存性导致审理过程当事人易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影响,而家庭关系的私密性又导致客观证据的采集变得棘手,因此单纯依靠法官居中裁判难以达到实质公正。

在一起涉及探望权的案件中,余海燕还处理过更为复杂的关系,因为拥有孩子抚养权的男方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因此,对于男方以及男方的现任妻子的想法和情绪,都需要她特别去关照。

二、完善离婚诉讼子女抚养权归属的建议

根据余海燕的经验,问题家庭中成长的孩子通常都格外敏感,家长哪怕轻微的情绪变化都会给他们稚嫩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刺激。“在家事纠纷中,对孩子最大权益的保护其实更着落在养育的一方,这一方家长的情绪、状态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所以在这样的案件中,要安抚的肯定不只是家长和孩子本身,它有更大的亲情关系、社会关系杂糅其中。

1.牢固树立“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在余海燕深度介入的家事纠纷中,很多当事人事后依旧与她保持着联系,一旦遇到新的问题,他们第一时间还会向余海燕寻求帮助。“社会观护是一项大爱事业”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来自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是“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根据该原则,“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最佳利益为优先考虑。”我国1990年正式加入该公约。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诉讼,未成年子女抚养人的确定不仅仅是亲权行使的变更,更关系到作为弱势群体的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与未来。应进一步完善、细化离婚子女抚养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为出发点”。
凡涉及子女抚养的离婚案,应有一次专门讨论孩子抚养的庭审,由父母详细叙述自己过往与孩子的感情、接触过程的点点滴滴感受;如果以后直接抚养孩子,对孩子生活的安排及对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看法与做法。通过父母在法庭的叙述看出哪一方更合适抚养孩子。这个特别庭审应请儿童心理专家、社会学家、妇联代表、青少年保护机构代表等参加旁听,他们有权参与庭后法官就孩子抚养权归属的讨论,或给出书面意见,以帮助法院做出真正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判断。

社会观护在家事审判中起到的作用究竟有多重要?余海燕说,虽然家事审判涉及的都是一些民事纠纷,但是由于养育的一方家长自己的言行不当或者对孩子的教育不当,很可能会使得孩子在成长中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或者行为问题,促使孩子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这类案件并不只是单纯的民事关系的问题,解决好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法院设立调查官,依职权对司法进行适度干预,或引入第三方机构,帮助法官准确全面了解有私密性又遭受情感损伤的当事人及其子女内心,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余海燕将其工作解读成一项“大爱事业”,因为他们并不只是关心孩子,也关心监护人。通过监护人的心理成长,实现一种相对健康和睦的关系状态,从而改善孩子们糟糕的养育环境。

凡涉子女抚养的案件须经诉前调解,可由有经验的老法官组成“调查官”“调解官”,在诉调阶段倾听当事人对孩子抚养的看法,同时深入社区了解孩子生活环境及父母过往对孩子付出的情况,然后调解。调解不成,亦可由“调查官”“调解官”写成正式报告与以后的裁判法官参考。

房山法院少年家事庭法官马绍辉也认为,社会观护制度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价值。马绍辉审理过一起由女方起诉申请变更孩子抚养权的案件,离异夫妻针锋相对,互相诋毁,双方情绪都很激动。经与双方当事人多次沟通,马绍辉建议引入社会观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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