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作人先生,鲁迅其人

十余年前于学校读书之时,业余时间喜散文。对其所着之回忆性散文《忆周作人先生》尤为爱不释手。而今已过而立之年,重释其书,亦首翻此文读之。喜不能忘,其间感慨良多。
此文开篇“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湾,看这个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小胡同。但是在这个陋巷里却住着一位高雅的与世无争的读书人”
。作为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化界名人,北京大学教授,同时期与蔡元培、钱玄同、胡适、鲁迅等人几乎齐名的周作人先生,深居弯弯曲曲的小胡同内,僻居陋巷,着实使人感受到“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意境。少年之时读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此言,不能深入体会其中境界。而此时周先生所行所为,正是印照了“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一言。
梁实秋对周先生的评价“高雅的与世无争的读书人”,自有其个人看法的喜好成分,但从此言对周的一生行为似乎也可略见一斑。常读周作人散文,对其文中清新淡雅的白话文语气,以及那种少见的博学才子之气,自叹只可远观而无法及之。而其“高雅的与世无争的读书人”姿态,于今时今日实已不曾多见。年少之时读周敦颐《爱莲说》之言,“晋陶渊明独爱菊。菊,花之隐逸者。菊之爱,陶后鲜有闻”,甚为感慨。而今观之,菊之爱,陶后实为鲜有闻。而周作人先生可谓其陶后鲜有者之一。
梁实秋在其文中所写,周作人将其书房命名为“苦雨斋”,“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情事。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周作人身处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时代,对生活、对现实时感无奈之情,实在情理之中。纵观历史,何止是周作人曾对现实产生无奈之情。即便是在三国时期虽无皇帝之名,而早已有皇帝之实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曹操,都曾写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言。连曹操这样叱咤风云之人都曾有“去日苦多”,以酒解忧之感慨。
而鲁迅、周作人兄弟少年时“被寄养在亲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讨生活:十几岁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鲁迅的偏激负气,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难想象的事”。由此造成周作人“平素对于时局,和他哥哥鲁迅一样,一向抱有不满的态度”,实属可让人理解。“而鲁迅、周作人兄弟少年时被寄养在亲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讨生活”,多年后却都成为一代大家。在逆境中奋斗,与孟子所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境之下成长,竟能一跃而成令人瞩目之星,着实令人钦佩。今日之青年学生,无论是在安逸环境之下,还是身处艰境,都应以此为榜样,激励自身向前发展。
周作人晚年失节,出任伪职。梁实秋对其此行为的评论,“周作人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据梁实秋所知,周作人“不是一个热衷仕进的人”。但抗战后竟于汪伪政权内任职,足使人想起“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之言。当然,周作人再回首之时并未成为“百年身”。但其名誉扫地,一生之“高雅”、“与世无争”形象灰飞烟灭。好在解放后其尚能从事翻译及回忆鲁迅方面的文学创作工作,以此改变其抗战时出任伪职时留给人们的形象。但其留给历史的形象终究远远不及其兄弟鲁迅及周建人。遂使人产生如此教训:在人生道路上许多时候切记谨慎行事,切勿因一时的失足而留下千古遗恨。
周作人身处乱世之中,时局纷繁复杂。其“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抗战时“无法按捺他的激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我们青年朋友们不得不引以为鉴。

今天浏览了一篇网友转的关于鲁迅的文字,也提起我说说鲁迅的兴致来。这里不说鲁迅的作品,就单单说他这个人。鲁迅这个人毫无疑问,是很复杂的,造成其复杂的原因,和他的阅历有关。鲁迅早年接受过传统的启蒙教育,青年留洋见了别样的种种的事情、思想。

实际上,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就在于这个人的童年。鲁迅的童年,无论放在大局面的国上还是小局面的家庭上,都可以说是不幸的。如深秋之叶,飘摇坠落。但鲁迅小的时候也过过少爷的日子。看过其散文的人,大都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就是鲁迅散文里深深地流露出对童年、过往的眷恋和回忆,这种回忆是惆怅的无奈的,且始终萦绕他的一生。但回忆归回忆,现实还要去过活。造成了其人格分裂。

鲁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过早当家,饱尝白眼冷笑,对世故可以说是很精通。留洋回国做了一个公务员,这一做就是十好几年,别说摸爬滚打,即便熏陶也能熏陶出一个世故老人来。

鲁迅的走后门、托人,可以说是平常的。对于鲁迅有过帮助的人很多,但鲁迅报恩的、哪怕笔下留情的又有几个?鲁迅说什么剖析自己的多,这是扯淡的,鲁迅是自私的,是严于责人、宽于待己的。总是把别人的缺点夸大然后加以嘲讽。别人骂他,他说别人没有幽默感,而他骂人的时候却能跳起来三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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